全球化的桎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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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0 16: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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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國政府都必須承認，除非全面開戰，否則不可能再回到全球化之前、各國經濟靠自己的年代。畢竟，針對全球金融系統、製造供應鏈、資訊網路，今日的國家不僅僅是加以利用：而是依賴。華府也許可以重塑軍事採購，但若複製在消費者經濟方面，會引發大規模反抗、經濟混亂，因為這麼做會顛覆所有產業、增加消費的價格。
續：全球化的桎梏（上）
吳怡／編譯
談脫鉤，已太遲
連鎖反應
無論大國、小國都想掐住對手的咽喉，因此一個不小心，衝突就會升級；而國與國的相互懷疑也會導致敵意。比方說，政府要對某企業下手，但該企業在所屬的產業網路中，若扮演著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此時政府可能就鑄下大錯，造成廣泛的經濟損失—也可能導致他國回頭報復。例如拜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發展之賜，全球網路成長了，而此時類似上述的危險也會增加。（譯按：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直接翻譯就是「物物相連的網際網路」，經由無線、有線網路，達到物與物、物與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簡單來說，就是利用網路將各種裝置連接在一起，讓裝置之間能傳送資料、溝通。例如運動手環能偵測心跳、走路震動，手環透過藍芽連線手機，手機就能接收到心跳、走路震動資料，之後透過手機app就可看到心跳次數、走路記錄等訊息，如果app有資料分析功能，就可以提供自動警示。）
可想而知，各國都想破壞與彼此的聯結，以擺脫「鎖鏈式的全球化」（chained globalization）。美國評論人員就談論著與中國經濟大幅脫鉤（decoupling），但對於隨之而來的可能破壞，這些人的了解是模糊的。至於中國，也正投入國內半導體產業，以迴避美國的威脅。南韓欲建立自己的化學產業，以減輕對日本的依賴。俄羅斯，同時啟動了唐吉珂德式的「主權網路」（sovereign Internet）專案：可防控外國勢力干預，同時莫斯科也可監管俄羅斯人民的通訊活動。
不過就一些領域，某程度上的阻隔也許行得通。比方說軍事採購領域，一些國家就改變部分的供應鏈，以減少間諜活動、破壞的風險，進而增加國家自主能力。美國為了保護軍事科技，就改變既有行為以限制中國。例如她找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聯的公司，從軍事供應鏈中剔除這些公司。其他國家也會跟進。
然而各國政府都必須承認，除非全面開戰，否則不可能再回到全球化之前、各國經濟靠自己的年代。畢竟，針對全球金融系統、製造供應鏈、資訊網路，今日的國家不僅僅是加以利用：而是依賴。華府也許可以重塑軍事採購，但若複製在消費者經濟方面，會引發大規模反抗、經濟混亂，因為這麼做會顛覆所有產業、增加消費的價格。
繩索
美國，與其脫離全球網路，不如學習與之共存。這麼做，美國會獲得新能量，同時也產生許多弱點，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小心處理。官方也需要了解，刻意讓美國所主導的金融、資訊系統箝制他國，會引發反彈，使他國用同樣的方式對付美國—或為自身利益擺脫美國的箝制。
意外常發生，華府也需注意。例如2018年4月，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俄羅斯寡頭歐柏嘉（Oleg Deripaska）及其鋁王國。財政部顯然沒有考慮到這麼做，會使供應鏈依賴歐柏嘉的汽車、航空製造業，出現混亂。（經過歐洲企業、政府的遊說，川普政府延緩制裁，過一陣子就完全解除。）由此可見，政府若缺乏洞察力、執意讓網路為一己之私服務，就容易鑄下錯誤。
為避免錯誤，政策制定者不僅需要了解世界的網路如何運作，還要懂得網路與網路之間，如何相互聯結。針對這些知識，政府部門、國際組織、企業所了解的，通常片面且零碎，因此華府必須下苦功；必須針對近數十年來某些凋零的聯邦機構，注入大量投資，儘管現在新自由主義、親市場的意見當道，而監管、監督的觀念非主流。
美國政府應致力於打破經濟與國家安全的傳統界限。例如商業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可以處理國安議題，五角大廈也可以試著了解國防產業之外的民營經濟。至於國會可以重新開啟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該辦公室在1990年代因兩黨惡鬥而關閉；若能重新開張，可研究新興科技，以及如何加以管理。最終，政府應建立特殊部門，善用各政府、民營經濟的資訊以研究特定網路相關的威脅，例如全球供應鏈。美國國家保護和專案司（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的模式就值得參考。（譯按：1. 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1972年至1995年美國國會的辦公室，針對20世紀末複雜的科學、技術問題，提供客觀、權威分析給國會成員、委員會。2. 美國國家保護和專案司（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2018年成立，由美國國土安全部監督，負責增進美國各級政府的網路安全，防止駭客攻擊。）
接著，監管機構應加重干預經濟的力道，比起過去幾十年。這方面華府已有動作，改革了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縮寫CFIUS）的工作流程，該委員會負責審查海外資金流進美國所衍申的安全問題。2018年，國會兩黨一致通過立法，要求商業部針對高科技企業，例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重新評估核發執照的條件。國會也施壓川普政府，重新執法，該法要求官員必須辨識出在美國營運的中國軍事公司、團體。各政府也紛紛跟隨華府的腳步。例如歐盟就選擇詳查外國投資，部分官員也正討論，是否針對中國、歐盟在敏感領域的合作上加以限制，例如國防科技、能源基礎設施、媒體、電信等領域。
然而詳查外國投資是不夠的。美國監管機構應保護敏感的國內市場，防止外國勢力侵入。政策制定者應設法，讓敵國難以利用社群媒體，破壞美國的政治系統，比如說，禁止所有刊登政治廣告、來鎖定美國特定族群的平台。其他方面，政府也必須想的更遠。針對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例如電信、水、電系統，政府應有備援方案，保護這些網路躲過外來攻擊。
最後，各國政府必須有新的對話方式。冷戰時期，蘇聯、美國為避免危機，建立共享話語（shared vocabulary），就是利用各領域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開發出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二次打擊威懾（second-strike deterrence）的概念。今日，中國、美國、歐盟與其他強國，必須著手類似工作。學界可扮演重要角色，如同冷戰時期般。但是他們必須走出象牙塔，關注經濟與國安重疊的部分，也必須與專家合作，亦即了解全球網路技術的專家。多數國安專家不太了解支撐網際網路的基礎設施，但倘若他們與工程師合作，就較能保護這些系統。（譯按：1. 相互保證毀滅：理論基礎：假設雙方（A、B）都有足以毀滅對方的武力，A若遭B攻擊，無論理由為何A都會以同等或更強武力還擊，預期的結果就是衝突立刻升級、雙方都保證完全毀滅；再進一步假設雙方都不敢發動第一擊，因為對方會在預警後攻擊、或發動第二擊，於是雙方都有緊張卻穩定的和平；該策略應用在冷戰時期。2. 二次打擊威懾：同樣假設A、B兩國。A的核戰力遭B首輪核襲擊後，還能存活並回擊，從核威懾的角度來看，二次打擊能力越強，A、B兩國發生核戰的機率就越小，反而能達成穩定的核均衡關係。）
緩和緊張
共同話語，是邁向共同規則的第一步。開發規則並不容易，因為網路導致的衝突、隨之的後果，是混亂且難以預測的。冷戰時期的潛規則，是由政要、軍事領袖、核子物理學家所制定，21世紀的潛規則，需要不同的人物；除了官方、更包括商界、非政府組織。
各國政府應小心處理他國的網路樞紐，例如SWIFT系統、全球電信建設的重要節點。能控制這些樞紐的政府，可以發揮強大的攻守能力；這些樞紐很像當年的核子指揮控制系統。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利用華為意圖搶下美國對全球電信的控制，被視為挑釁行為。（譯按：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是銀行跨境支付的信息（message）傳輸系統；也就是讓各銀行依照統一格式，交換誰向誰匯款、匯款多少、是何種跨境匯兌等信息。全球有200多個國家、1萬多個銀行機構加入SWIFT。SWIFT是合作社，主要辦公室設在布魯塞爾，在比利時法律基礎上建立。參考「全球化的桎梏（上）」）
美國必須認知到自己試圖將全球金融、資訊網路當成武器的舉動，威脅了他國，因此必須調整。克制不僅會增加穩定；還符合美國利益。政策制定者必須牢記，美國的懲罰措施，無形之間會鼓勵他國，遠離華府所控制的網路，最終奪去美國影響力的重要來源。
例如2019年10月總統川普就曾威脅，若土耳其軍隊逾舉、進犯敘利亞東北部，就利用貿易制裁、關稅「摧毀土耳其的經濟」。然而同時，土耳其早就開始準備，將部分金融交易隔絕於美元、美元清算系統之外，轉換成有別於SWIFT系統的俄羅斯體系。雖然川普隨即收回威脅，但土耳其高層還是不安，深怕美國國會會施壓，實施實質、長期的制裁。土耳其、其他中型國家應該不會放棄美國主導的金融系統，但是他們可以鼓勵自家銀行，增加使用華府所管不到的網路。因此除非必要，美國不應用這些方式，對付中國、俄羅斯、其他強國，因為這些國家面對經濟攻擊，未必只以經濟解決，結果可能是動武。
各國應致力於決策透明、可預測。今日就如同核年代，訊息雜亂仍可導致災難後果。就制裁伊朗一事，美國難以決定，這麼做是為了改變伊朗的行為、還是政權，但結果可能就是伊朗激進份子獲益，這些人向來以威脅區域海上航線、美國盟友為手段，行報復之實。為避險，美國、其他強權都應利用例如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之類的組織，以規則為基礎，決定何時攻、何時守。（譯按：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負責審查海外資金流進美國所衍申的安全問題。）
在「鎖鏈式的全球化」浪頭上，各國都試著做些什麼來保護自己，對此，美國無需過度反應：例如中國投資半導體產業、俄羅斯開發系統，為全球金融網路另闢蹊徑、歐盟保護企業，不讓美國的手過度伸入。就如同在美國默許之下，多國紛紛取得核武，至今尚未引發戰爭；華府必須認清，在他國基於安全感而作為之時，美國也同時獲益。
核年代的教訓是，攸關生存的危險不見得致命。的確，美國若能審慎計劃，就能正面迎戰「鎖鏈式的全球化」所伴隨之風險，甚至從中獲益。反之，美國跌入危險的深淵；經濟上互相依賴的繩索，不只限制美國利益，而是掐死美國。
（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20年1／2月分，文章標題為Chained to Globalization。】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
作者簡介：
1. 法雷爾（Henry Farrell）：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學、國際事務教授
2. 紐曼（Abraham L. Newman）：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艾德蒙·A·華許外事學院（Edmo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
【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吳怡／編譯
談脫鉤，已太遲
連鎖反應
無論大國、小國都想掐住對手的咽喉，因此一個不小心，衝突就會升級；而國與國的相互懷疑也會導致敵意。比方說，政府要對某企業下手，但該企業在所屬的產業網路中，若扮演著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此時政府可能就鑄下大錯，造成廣泛的經濟損失—也可能導致他國回頭報復。例如拜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發展之賜，全球網路成長了，而此時類似上述的危險也會增加。（譯按：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直接翻譯就是「物物相連的網際網路」，經由無線、有線網路，達到物與物、物與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簡單來說，就是利用網路將各種裝置連接在一起，讓裝置之間能傳送資料、溝通。例如運動手環能偵測心跳、走路震動，手環透過藍芽連線手機，手機就能接收到心跳、走路震動資料，之後透過手機app就可看到心跳次數、走路記錄等訊息，如果app有資料分析功能，就可以提供自動警示。）
可想而知，各國都想破壞與彼此的聯結，以擺脫「鎖鏈式的全球化」（chained globalization）。美國評論人員就談論著與中國經濟大幅脫鉤（decoupling），但對於隨之而來的可能破壞，這些人的了解是模糊的。至於中國，也正投入國內半導體產業，以迴避美國的威脅。南韓欲建立自己的化學產業，以減輕對日本的依賴。俄羅斯，同時啟動了唐吉珂德式的「主權網路」（sovereign Internet）專案：可防控外國勢力干預，同時莫斯科也可監管俄羅斯人民的通訊活動。
不過就一些領域，某程度上的阻隔也許行得通。比方說軍事採購領域，一些國家就改變部分的供應鏈，以減少間諜活動、破壞的風險，進而增加國家自主能力。美國為了保護軍事科技，就改變既有行為以限制中國。例如她找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聯的公司，從軍事供應鏈中剔除這些公司。其他國家也會跟進。
然而各國政府都必須承認，除非全面開戰，否則不可能再回到全球化之前、各國經濟靠自己的年代。畢竟，針對全球金融系統、製造供應鏈、資訊網路，今日的國家不僅僅是加以利用：而是依賴。華府也許可以重塑軍事採購，但若複製在消費者經濟方面，會引發大規模反抗、經濟混亂，因為這麼做會顛覆所有產業、增加消費的價格。
繩索
美國，與其脫離全球網路，不如學習與之共存。這麼做，美國會獲得新能量，同時也產生許多弱點，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小心處理。官方也需要了解，刻意讓美國所主導的金融、資訊系統箝制他國，會引發反彈，使他國用同樣的方式對付美國—或為自身利益擺脫美國的箝制。
意外常發生，華府也需注意。例如2018年4月，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俄羅斯寡頭歐柏嘉（Oleg Deripaska）及其鋁王國。財政部顯然沒有考慮到這麼做，會使供應鏈依賴歐柏嘉的汽車、航空製造業，出現混亂。（經過歐洲企業、政府的遊說，川普政府延緩制裁，過一陣子就完全解除。）由此可見，政府若缺乏洞察力、執意讓網路為一己之私服務，就容易鑄下錯誤。
為避免錯誤，政策制定者不僅需要了解世界的網路如何運作，還要懂得網路與網路之間，如何相互聯結。針對這些知識，政府部門、國際組織、企業所了解的，通常片面且零碎，因此華府必須下苦功；必須針對近數十年來某些凋零的聯邦機構，注入大量投資，儘管現在新自由主義、親市場的意見當道，而監管、監督的觀念非主流。
美國政府應致力於打破經濟與國家安全的傳統界限。例如商業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可以處理國安議題，五角大廈也可以試著了解國防產業之外的民營經濟。至於國會可以重新開啟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該辦公室在1990年代因兩黨惡鬥而關閉；若能重新開張，可研究新興科技，以及如何加以管理。最終，政府應建立特殊部門，善用各政府、民營經濟的資訊以研究特定網路相關的威脅，例如全球供應鏈。美國國家保護和專案司（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的模式就值得參考。（譯按：1. 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1972年至1995年美國國會的辦公室，針對20世紀末複雜的科學、技術問題，提供客觀、權威分析給國會成員、委員會。2. 美國國家保護和專案司（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2018年成立，由美國國土安全部監督，負責增進美國各級政府的網路安全，防止駭客攻擊。）
接著，監管機構應加重干預經濟的力道，比起過去幾十年。這方面華府已有動作，改革了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縮寫CFIUS）的工作流程，該委員會負責審查海外資金流進美國所衍申的安全問題。2018年，國會兩黨一致通過立法，要求商業部針對高科技企業，例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等，重新評估核發執照的條件。國會也施壓川普政府，重新執法，該法要求官員必須辨識出在美國營運的中國軍事公司、團體。各政府也紛紛跟隨華府的腳步。例如歐盟就選擇詳查外國投資，部分官員也正討論，是否針對中國、歐盟在敏感領域的合作上加以限制，例如國防科技、能源基礎設施、媒體、電信等領域。
然而詳查外國投資是不夠的。美國監管機構應保護敏感的國內市場，防止外國勢力侵入。政策制定者應設法，讓敵國難以利用社群媒體，破壞美國的政治系統，比如說，禁止所有刊登政治廣告、來鎖定美國特定族群的平台。其他方面，政府也必須想的更遠。針對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例如電信、水、電系統，政府應有備援方案，保護這些網路躲過外來攻擊。
最後，各國政府必須有新的對話方式。冷戰時期，蘇聯、美國為避免危機，建立共享話語（shared vocabulary），就是利用各領域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開發出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二次打擊威懾（second-strike deterrence）的概念。今日，中國、美國、歐盟與其他強國，必須著手類似工作。學界可扮演重要角色，如同冷戰時期般。但是他們必須走出象牙塔，關注經濟與國安重疊的部分，也必須與專家合作，亦即了解全球網路技術的專家。多數國安專家不太了解支撐網際網路的基礎設施，但倘若他們與工程師合作，就較能保護這些系統。（譯按：1. 相互保證毀滅：理論基礎：假設雙方（A、B）都有足以毀滅對方的武力，A若遭B攻擊，無論理由為何A都會以同等或更強武力還擊，預期的結果就是衝突立刻升級、雙方都保證完全毀滅；再進一步假設雙方都不敢發動第一擊，因為對方會在預警後攻擊、或發動第二擊，於是雙方都有緊張卻穩定的和平；該策略應用在冷戰時期。2. 二次打擊威懾：同樣假設A、B兩國。A的核戰力遭B首輪核襲擊後，還能存活並回擊，從核威懾的角度來看，二次打擊能力越強，A、B兩國發生核戰的機率就越小，反而能達成穩定的核均衡關係。）
緩和緊張
共同話語，是邁向共同規則的第一步。開發規則並不容易，因為網路導致的衝突、隨之的後果，是混亂且難以預測的。冷戰時期的潛規則，是由政要、軍事領袖、核子物理學家所制定，21世紀的潛規則，需要不同的人物；除了官方、更包括商界、非政府組織。
各國政府應小心處理他國的網路樞紐，例如SWIFT系統、全球電信建設的重要節點。能控制這些樞紐的政府，可以發揮強大的攻守能力；這些樞紐很像當年的核子指揮控制系統。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利用華為意圖搶下美國對全球電信的控制，被視為挑釁行為。（譯按：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是銀行跨境支付的信息（message）傳輸系統；也就是讓各銀行依照統一格式，交換誰向誰匯款、匯款多少、是何種跨境匯兌等信息。全球有200多個國家、1萬多個銀行機構加入SWIFT。SWIFT是合作社，主要辦公室設在布魯塞爾，在比利時法律基礎上建立。參考「全球化的桎梏（上）」）
美國必須認知到自己試圖將全球金融、資訊網路當成武器的舉動，威脅了他國，因此必須調整。克制不僅會增加穩定；還符合美國利益。政策制定者必須牢記，美國的懲罰措施，無形之間會鼓勵他國，遠離華府所控制的網路，最終奪去美國影響力的重要來源。
例如2019年10月總統川普就曾威脅，若土耳其軍隊逾舉、進犯敘利亞東北部，就利用貿易制裁、關稅「摧毀土耳其的經濟」。然而同時，土耳其早就開始準備，將部分金融交易隔絕於美元、美元清算系統之外，轉換成有別於SWIFT系統的俄羅斯體系。雖然川普隨即收回威脅，但土耳其高層還是不安，深怕美國國會會施壓，實施實質、長期的制裁。土耳其、其他中型國家應該不會放棄美國主導的金融系統，但是他們可以鼓勵自家銀行，增加使用華府所管不到的網路。因此除非必要，美國不應用這些方式，對付中國、俄羅斯、其他強國，因為這些國家面對經濟攻擊，未必只以經濟解決，結果可能是動武。
各國應致力於決策透明、可預測。今日就如同核年代，訊息雜亂仍可導致災難後果。就制裁伊朗一事，美國難以決定，這麼做是為了改變伊朗的行為、還是政權，但結果可能就是伊朗激進份子獲益，這些人向來以威脅區域海上航線、美國盟友為手段，行報復之實。為避險，美國、其他強權都應利用例如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之類的組織，以規則為基礎，決定何時攻、何時守。（譯按：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負責審查海外資金流進美國所衍申的安全問題。）
在「鎖鏈式的全球化」浪頭上，各國都試著做些什麼來保護自己，對此，美國無需過度反應：例如中國投資半導體產業、俄羅斯開發系統，為全球金融網路另闢蹊徑、歐盟保護企業，不讓美國的手過度伸入。就如同在美國默許之下，多國紛紛取得核武，至今尚未引發戰爭；華府必須認清，在他國基於安全感而作為之時，美國也同時獲益。
核年代的教訓是，攸關生存的危險不見得致命。的確，美國若能審慎計劃，就能正面迎戰「鎖鏈式的全球化」所伴隨之風險，甚至從中獲益。反之，美國跌入危險的深淵；經濟上互相依賴的繩索，不只限制美國利益，而是掐死美國。
（完）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20年1／2月分，文章標題為Chained to Globalization。】
原文出處【圖片為資料照】
作者簡介：
1. 法雷爾（Henry Farrell）：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學、國際事務教授
2. 紐曼（Abraham L. Newman）：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艾德蒙·A·華許外事學院（Edmo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
【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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