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赤貧不是夢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今年4月下旬，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u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今年4月下旬，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春季會議期間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態度溫和的金墉(Jim Yong Kim)舉起一張紙，上面用鋼筆寫着「2030」。「就是它了，」去年夏天成為世界銀行行長的美國醫生金墉說，「這就是根除貧困的全球目標。」
這聽上去像是某種雄心勃勃而又不切實際的目標，必然會受到起立歡呼，但最終卻永遠不可能實現。然而發展專家並不這麼看，消除極端貧困很可能是觸手可及的。曾負責歐巴馬政府與發展機構之間關係的斯科特．莫里斯(Scott Morris)說：「這絕不是什麼空中樓閣。」當我向發展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詢問這一目標是否可行時，他說，「我對此完全相信。」華盛頓實力雄厚的政策研究機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總裁南希．伯索爾(Nancy Birdsall)告訴我，「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目標。」
這部分是因為標準非常低。世界銀行的目標只是把地球上每個人每天的收入提高到1.25美元（約合7.7元人民幣）以上。在贊比亞，一名像這樣赤貧的普通人，在某一天能夠買得起的，包括兩三盤玉米粥、一個西紅柿、一個芒果、一勺油和一勺糖、一點雞肉或魚肉，或許還有一把堅果。但在此之後，他就沒有多少錢花在交通、住房、教育和其他事務上了。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者稱，生活在這種極端貧困條件下的12億人可能擁有土地，但他們不大可能擁有耐用消費品或生產性資產，例如單車之類東西，而這些東西或許能幫助他們脫貧。在這樣的家庭中，有約一半或四分之三的收入用於購買食品。
幸運的是，這種致命的周期性貧困已經逐漸消亡，而且比許多發展經濟學家預測得要快。第一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即到2015年把世界上的赤貧人口比例減半，已經提前五年實現，該比例從1990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21%。考慮到全球經濟的關聯性，一些經濟學家擔心，經濟衰退會阻擋甚至逆轉這一趨勢，但改善的勢頭仍在持續，並未減弱。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現在已回彈至約每年5.3%，當然，這一數據也遭到了較弱的歐洲邊緣經濟體的拖累。
對於大部分提升，世界應當感謝一個國家：中國，僅該國一國就在世界極端貧困率的下降中佔到了約一半。中國還帶動整個地區取得了重大收穫。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東亞曾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極端貧困率，超過四分之三的人口收入低於每天1.25美元。到2010年，該比例僅為八分之一。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像巴西、尼日利亞和印度，也經歷了顯著的增長，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數以千萬計的人們從農村遷徙到了城市，他們在那裡變得更加富裕和健康，而且對於他們的經濟體而言，這些人也變得更具生產性。
自198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比例從30%上升到約50%，據世界銀行稱，數以億計的遷徙人口對於降低貧困率來說一直很重要。城市提供了更好的醫療服務和公共資源。例如在柬埔寨，城市的嬰兒死亡率比農村要低40%。而且工人們自身也變得更具生產性，通常是通過從農業類勞動密集型工作轉至製造業類資本密集型工作。城市裡的貧困並不誘人，人們住在狹窄、雜亂、不衛生的貧民窟里。但相對而言，在許多時候，這些地方沒有那麼致命。（也有例外，孟加拉國最近發生的一起工廠建築坍塌事件導致大量工人死亡，這提醒人們，快速無節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有時會帶來慘重的人員損失。）
當然，令收入高於每天1.25美元，並不能帶來雪白的尖樁籬柵和出車道上的凱迪拉克，這甚至都無法保證一頓像樣的飯。正因如此，一些經濟學家批評世界銀行定下的標準過低。「這個目標太小了，」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蘭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說，「這太吝嗇了，就像是種慈善，這不是發展。」他說，以任何合理的標準來看，生活標準稍高於每天1.25美元的數十億人依然很貧窮。
對於貧窮國家中生活貧困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十分不穩定的人來說，生活水平的改善一直就更困難也更緩慢。但這並不是在貶低迄今為止獲得的成功。自從銀行開始收集相關統計數據以來，世界上所有地區的赤貧人數和赤貧率首次在2008年全面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極端貧困率終於跌破了50%大關。儘管如此，發展領域中的許多人都懷疑非政府組織(NGO)是否擁有治癒世界最貧困國家的能力。「我不認為我們有能力解決剛果、南蘇丹或阿富汗的問題，」全球發展中心的伯索爾說。
在一次採訪中，金墉認為前景非常樂觀，相信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動力將持續讓數以億計的人們脫貧，他也對世行推動這一過程的自身角色抱有信心。他說，這將需要一個多層次的策略。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部分，這意味着龐大的電氣化項目。對於中國，這意味着更加明智的城市化和清潔能源。對於印度，這意味着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而世行則可以幫助進行融資。這還意味着在那些較為貧窮的、為貧困所困擾的發展中國家，複製那些快速增長的大型新興經濟體中已經見效的措施。
更多的貧民窟，聽上去很可怕，卻也可能是件好事。
回到華盛頓，當金墉根據發展將會繼續的前景，對發展中國家作出樂觀預測時，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同儕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似乎問題纏身，特別是有關那些地球上最富有國家的經濟痼疾。日本銀行以大肆印鈔來對抗通縮的計劃能否奏效？美國國會是否會讓一些自動減赤項目延期？德國是否會實施緊縮政策來降溫？如果你喜歡，就叫它們第一世界問題好了。它們的確是第一世界的問題，但也會影響到海得拉巴、阿克拉和利馬街頭的普通民眾。「發展中國家已經有所作為，」伯索爾說。但減少貧困「也將依賴發達經濟體有所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