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世界格局已經並將繼續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化。如果說19世紀是英國世紀，20世紀是美國世紀，那麼，隨著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持續崛起，美國守成大國長期相對衰落，21世紀還將是美國世紀嗎？中國能否趕超美國，成為完全的全球性大國？

關於全球性大國的要素，中外學者的界定五花八門，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種：

首先，與經濟（包括土地、資源、生產規模等）、軍事、科技、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實力相關。中國《管子》一書提出“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德國歷史學家蘭克在1833年發表的《列強論》一文中，提出“大國”的定義是：一個大國“必須能夠與其他所有聯合起來的大國相抗衡”。美國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則認為，世界性大國是世界的主導經濟國，是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連接點，世界大國主導經濟不僅規模（GD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DP）高，而且意味著在技術創新的條件下主導性產業部分生產旺盛，並能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有足夠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額財力，在制定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的規則上起決定作用。

其次，不僅有硬實力（主要是軍事實力等），也有“軟實力”和“巧實力”。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最早明確提出並闡述了“軟實力”概念。根據約瑟夫•奈的界定，軟實力的主要內涵是價值觀、文化、政策及機制；軟實力就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羅致行為能力”。軟實力發揮作用依靠的是說服別人跟進、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擁有巨大軟實力的國家主導下的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和國際體系。巧實力經常被美國總統奧巴馬或政府高官所使用。希拉蕊•克林頓說：“美國僅憑一己之力無法解決最急迫的問題，而沒有美國的參與世界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充分利用所謂的‘巧實力’，利用能夠為我們所用的一切工具。”巧實力意味著將命令的硬實力和吸引的軟實力結合起來作用。無論是硬實力、軟實力，還是巧實力都離不開經濟的支撐。縱觀世界歷史，幾乎沒有經濟上弱小的國家能夠征服其他國家，這表明經濟實力對於塑造大國地位至關重要。

再次，從相對性角度來界定全球性大國的要素。《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甘迺迪在書中引用了兩個定義：一是強國現在的富強並不一定取決於自身充分的實力和富裕保障，而主要取決於其鄰國的富強與否；二是國家實力不僅要看自身絕對實力，也要看與其他大國比較的相對實力。

此外，還有的學者認為，超級大國是完全的全球性大國。15世紀以來，躋身世界大國行列的國家不少，如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和美國等，但成為完全的全球性大國——超級大國的國家只有三個：大英帝國、美國和蘇聯。1944年，美國外交政策教授威廉•福克斯（William T.R. Fox）在其著作《超級大國：美國、英國、蘇聯——及其對和平的責任》中表示，大國中只有極少數國家成為超級大國，由於其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特別大，而具備了大幅超出其他大國的左右世界事務的能力。1945年的世界形勢很明顯形成了三個遠比其他國家強大的超級大國：大英帝國、美國和蘇聯。

但是，三個超級大國並列的格局並未保持多久。英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逐漸失去了超級大國地位。90年代初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俄羅斯依然具有超常的全球性大國的要素，擁有與美國相當的核武庫和軍事力量，擁有世界第一的版圖，擁有占全球22%的自然資源，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囿於其經濟實力的急劇衰落，再也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這導致後冷戰的世界迅速成為一個單極世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擁有最強的綜合實力。

自二戰後初期攀上超級大國頂峰以來，美國實力總體上逐漸衰落，但這並非簡單的線性變化，而是一個興衰交織、複雜曲折的過程。目前和未來較長時期，美國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基本上繼續維持“一超多強”的格局。

美國成為和維持超級大國的關鍵要素。一是“戰爭因素”。這包括“熱戰”與冷戰。“熱戰”（二戰）讓英、法、德等國家變成焦土，而讓美國發了橫財，戰後初期，其經濟占全球GDP近一半。冷戰期間，軍備競賽讓蘇聯背上沉重包袱，每年軍費開支占GDP的20%，而美國僅為4%～7%，從而蘇聯經濟被拖垮並最終解體。

二是政治要素。美國支付聯合國22%的經費，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議案有否決權；美國在世界事務上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並因地理和政治因素與英國、以色列、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形成同盟。

三是經濟要素。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長期保持中高速的增長率（年均超過3%），但2008年金融危機後增速放緩；吸引眾多跨國公司與金融機構在國內設立總部；擁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場；擁有發達的農業與消費市場；美元是頭號國際貨幣，承擔著主導性官方儲備、交易媒介、結算等功能；擁有優質、發展良好的基礎建設；在眾多行業占領先地位，如新材料、電子與電信、資訊科技、航空與航太、能源、納米科技、生物科技、醫學、資訊生物學、化學工程與軟體等。

四是軍事要素。目前美國每年軍費開支約7000億美元左右，占世界軍費開支的41％，超過了隨後13個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和。美國擁有世上最多的核武軍備和航空母艦，成為全世界唯一真正能在全球投射影響力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科技與軍備，並在世界多國設有常駐軍，隨時可以到任何地方執行任務。

五是國際體系要素。美國通過建立和健全各類相關的國際體系，通過控制國際經濟、政治及安全環境並使其他國家按美國的意願行事。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套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主要依託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最近G20提出的改革方案即便落實，美國仍對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擁有巨大影響力。美國還通過商簽“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佔據新一代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制高點。

六是地理要素。美國領土面積居世界第四，國土跨越寒、溫、熱三帶，絕大部分處於適宜人類生存的溫帶，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積最大和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美國地緣政治環境在當今大國中最為有利，美國本土東臨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如果發生戰爭，歐亞大陸上的大國均難以正面入侵，而美國卻可憑藉海洋將軍事力量投射至海外其他地區。與其接壤的兩個鄰國——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西半球國家相比，美國綜合國力擁有絕對優勢，國家周邊環境較中、俄等傳統陸權大國簡單及可控。

七是人口要素。美國是世界上第三人口大國，是全球人口最多、人口結構最為合理的發達國家，還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國家。根據聯合國資料，美國擁有頗高的人類發展指數。

八是科技要素。美國是全球研發支出最多的國家，每年科研費用占全球研發總和的1/3左右。美國擁有完備的科研創新體系，包括聯邦、企業、高校和非營利系統。美國獲得的諾貝爾科學獎和科技發明遠多於其他國家。美國在航太科技研發領域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對月球與火星進行探索，是建立國際太空站的主要國家之一。

九是文化要素。美國文化對世界有重大影響，這是美國的軟實力。美國的好萊塢大片、電視節目、流行音樂、NBA體育節目仍然風靡世界，CNN等強大傳統媒體也覆蓋全球。蘋果智慧手機、互聯網、穀歌、臉譜網、推特等新型媒體也受到各國特別是青年人的追捧和廣泛使用，美國通過這些新型媒體對各國進行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滲透。

美國實力變化與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自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以來，美國經濟就一直在波動曲折中發展，其實力地位也隨之跌宕起伏，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發展黃金時期與實力鼎盛時期（1947～1972年）。這一時期，美國經濟實力得到全面加強，除政治上受到蘇聯的有力挑戰外，在經濟上沒有任何挑戰者對美國構成真正的威脅。儘管美國占世界GDP比重從1946年的46%降至1972年的34.1%，但這是美國實力從二戰後初期不正常狀態向常態轉變的結果，也與當時美國經濟處於黃金發展時期密切相關。1947～1960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達3.7%，高於1900～1938年（二戰前）年均增長率2.3%。1961～1972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4.4%，創二戰後以來新高。

第二階段：發展失衡與相對衰落時期（1973～1990年）。以美元兌換黃金的固定匯率制終結，油價暴漲，加之德國、日本競爭力提高，美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從1973年的31.1%降至1990年的26.8%。這與美國經濟陷入滯脹和失衡有關。1973～1982年間，美國經濟出現滯脹，並發生了三次嚴重衰退。80年代“雷根經濟學”雖治癒了滯脹痼疾，卻出現了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從全球最大債權國變成最大債務國。

第三階段：“新經濟”與實力重振時期（1991～2000年）。美國占世界GDP比重從1990年的26.8%提高到2000年的31.2%。這主要得益於資訊技術革命的興起和冷戰結束的紅利，美國GDP連續120個月保持增長，年均增長率近4%，創歷史新紀錄。

第四階段：經濟低迷與回歸相對衰落時期（2001～2014年）。這一時期美國經濟出現兩次衰退，其中2007～2009年發生金融危機和大衰退。這十多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8%，創二戰後以來新低。這勢必加劇美國實力相對衰落：一是美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32.4%降至2014年的22.3%；二是美國首次失去了世界第一製造國和第一貨物貿易國的“桂冠”；三是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受到挑戰，占世界外匯儲備的比重從2000年末的71.1%降至2014年初的60.9%；四是小布希政府單邊黷武政策使美國軟實力也大傷“元氣”，國際金融危機也暴露了美國市場經濟的弊端，導致美式資本主義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明顯下降。

美國超強地位難以撼動，但相對衰落不可逆轉。歷史上，美國曾多次在面臨危機時表現出極大的應變和修復能力。在可見的未來，美國仍是西方主要經濟體中修復能力最強和前景最好的經濟體。20世紀無疑是“美國世紀”，約瑟夫•奈認為，“美國世紀”將持續到21世紀中期。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也指出：2030年前，美國的地位被另一個全球性大國所取代，一種新的國際體系出現，這種可能性看來極低；儘管美國與崛起大國相比勢必衰落，但2030年美國極有可能保持“諸強中的第一”地位。

首先，美國經濟發展未明顯走下坡路，因而其實力不會急劇衰落。儘管金融危機和大衰退使美國經濟受到重創，但美國經濟具有極大的應變和修復能力。美國政府已對其金融監管體系、醫保體制及住房貸款機制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未來一個時期，美國經濟再次發生嚴重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較小。隨著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的來臨，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出現新能源、高端製造業等新增長點，美國經濟已走出“山窮水盡”困境，進入“柳暗花明”的新增長期。

其次，美國將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領先並引領全球產業發展。世界經濟歷史表明，在工業革命中處於中心或領先地位的國家，其經濟增長將加速，實力也會相應增強。前兩次工業革命的中心分別為英國和美國，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可能首發於美國。資訊、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術融合正在引發新變革，深刻改變製造、管理、行銷及消費模式，並催生新興產業。美國已在葉岩氣革命中捷足先登，還將在高端製造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佔據新工業革命的戰略制高點。這將不僅加快美國經濟增長，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其相對衰落趨勢。

再次，創新在美國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也是延緩美國衰落的核心力量源泉。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個國家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資源驅動發展階段，二是投資驅動發展階段，三是創新驅動發展階段，四是財富驅動發展階段。100多年前“大英帝國”逐漸式微，是因為它到了“吃老本”的第四階段，而美國將繼續處於第三階段，創新和變革使其經濟發展和實力增強得以長期持續。

第四，美國保有維持發展和實力的來源。美國在經濟金融、創新機制、高新技術、高等教育、企業實力、人才延攬、資源控制、國際體系、美元霸權、軍事實力和軟實力等領域擁有無與倫比的領先優勢。憑藉這些優勢，美國可維持未來經濟增長和實力超強地位。

然而，美國已經相對衰落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在歷史長河中，美國絕對衰落也將在所難免。從內部看，美國存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和隱患，包括高赤字、高債務、就業不足、社會分化、政治極化、初中等教育體系薄弱等。這些問題將制約美國生產率和競爭力的提高，並拖累美國經濟增長。同時，美國新經濟增長點也存在著掣肘因素，如葉岩革命受制于水污染、水資源緊張和油價暴跌等，發展前景不確定；先進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受資金匱乏等制約。另外，美國陷入生產率增長趨降的困境。據IMF預測，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非農生產率年均增長率一直低於1%，即便2020年提高到1.6%，也遠低於1998～2007年的2.8%和19世紀後期至1972年期間的2.4%，這將不利於美國經濟長期增長。與此相反，隨著中國經濟轉型見效並恢復持續較快增長勢頭，趕超美國將是大勢所趨。

目前，中國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新興大國，已具備了成為全球性大國的許多要素，成為完全的全球性大國將水到渠成，但全面趕超美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正積聚全球性大國的要素。中國是政治大國，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已經並將繼續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製造大國、貨物貿易大國和外匯儲備大國；2014年中國成為第一大引資國和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人民幣已成為世界第五大貿易結算貨幣，並將加入IMF貨幣籃子。中國人口眾多，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且接受高等教育人口不斷增多。中國幅員遼闊，是世界國土面積第三大國家。中國日漸成為科技、教育大國，研發支出躋身世界前列，在資訊通信、航空航太、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高等教育取得了長足發展，每年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畢業人數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國的軍事實力和軍事科技力量也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體系中也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隨著國際金融改革的到位，中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將提高，作為G20的重要成員，中國已從國際治理體系的週邊進入決策協調的核心，在世貿組織等多邊機構的話語權不斷提高；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及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既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有補充作用，更對改革國際體系有深遠意義。中國著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直接帶動60多個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此外，中國的軟實力日趨增強，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擁有最豐富的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人文景點，是世界旅遊大國之一，中國的發展道路也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和借鑒。

中國成為完全的全球性大國尚需時日。一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是潛在的“超級大國”,但仍是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國。儘管其看法有失偏頗，但並非空穴來風，值得關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在其新著《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中對中國的優勢和劣勢進行了全面的審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成為全球性大國的要素實際上弱得驚人，而且非常不均衡”，“中國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重要，也肯定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沈大偉稱，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國，遠遠超過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能力，在某些領域它已超過俄羅斯、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等其他“中等強國”的能力；但衡量國家實力和國際實力的最重要標準不是能力，而是影響力，即駕馭局勢和左右其他國家行動的能力。中國只在極少領域能夠對其他國家構成影響、設立全球標準和左右全球趨勢。在外交領域，中國幾乎參與了所有雙邊和多邊會議，但是他們的影響力不大，並沒有影響這些會議的結果，有時甚至不影響會議的議程。在文化方面，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並增加投入，但實際影響力很弱。在軍事方面，中國軍隊最多只是區域性軍隊，其軍事投放能力不超過幾百海裏的範圍。英國《金融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前駐京記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稱，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很多方面已經是一個大國；但是在發展與其經濟實力相配備的全球軟實力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東亞長期生活過的銀行家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指出，由於受制於不利的人口因素，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世界領導角色，也不具備超級大國的地位，而將成為第一個有心成為全球性大國卻又未富先老的國家；中國會繼續崛起，但面臨的風險和付出的代價太大，很難想像中國會在本世紀超越美國。

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首先，中國已在四個領域超越美國。一是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家。2010年以來，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一直超過美國。據世界銀行統計，2013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2.9萬億美元，而美國為1.9萬億美元。美國IHS“全球洞察”諮詢公司研究顯示，中國在製造業高、中、低端各個技術層次的生產增加值均超過美國。二是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1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額達4.16萬億美元，而美國為3.89萬億美元。1994年美國是44個國家的第一出口市場，而今降至32個，同期，中國這一數量從2個增至43個。三是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於美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增長第一引擎，2014年中國對世界增長的貢獻率為30%，高於美國的20%。據估計，到2025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達到1/3，其份量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四是中國國際總儲備遠大於美國。國際總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特別提款權、持有IMF成員國的儲備等，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2014年底，中國國際總儲備達39000億美元，比美國儲備4344億美元多8倍。

其次，中國在六個方面與美國的差距收窄。一是經濟規模。據世界銀行統計，1978年，中國GDP為1482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3566億美元）的6%；2014年，中國GDP為10.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17.4萬億美元）的60%。如果按照美歐新的GDP統計方法（即包括研發等項支出），中國2014年的GDP應為11.5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66%。24二是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引資方面，1990年中國為35億美元，相當於美國（485億美元）的7.2%，2014年中國達1290億美元，超過美國的92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方面，1990年中國為8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72億美元）的2.9%，2014年中國達10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3370億美元）的31.5%。三是科技投入。1998年，中國研發開支為66.6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279億美元）的3%；2012年，中國研發開支為1997億美元，相當於美國（4360億美元）的46%。四是資訊化應用。2000年，中國每百人互聯網使用者為1.78人，是美國（43.1人）的4.1%；2014年，中國為49.3人，是美國（84.2人）的56.4%。五是國際體系的影響力。中國在G20、WTO、IMF、世界銀行以及“金磚國家”等組織均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話語權有所提升。根據2010年10月G20峰會達成的改革方案，中國在IMF的份額和投票權將分別從原來的2.98%和2.928%提高到6.39%和6.068%。在金融領域，中國牽頭建立金磚開發銀行以及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等。近些年，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較明顯的進展，成為全球第五大貿易結算貨幣，並將加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六是企業實力。中國企業在《財富》“全球500強”的企業數增加，從2007年的24家增至2014年的106家，而美國從167家減至164家。

再次，中美綜合實力差距仍很大。一是在GDP特別是人均GDP方面的差距仍很大。按市場匯率計算，2014年中國GDP相當於美國的60%以上，普遍估計，中國GDP趕上美國還需8至10年。即使屆時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相比仍相差甚遠。2014年，按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為7594美元，相當於美國54629美元的14%，因此，中國要在人均GDP上追趕美國，或許需要數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二是在科技創新方面差距巨大。二戰後以來，美國包攬了當今世界科學成就最高獎諾貝爾獎中的大部分科學獎項，而新中國科學家僅一人獲此殊榮。科技創新水準指數是一國科技創新水準的體現，可以通過從事研發的科學家數量、發明專利數量、科技期刊發表論文數量和研發經費這四個指標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得到。資料顯示，2011年，在科技創新水準指數全世界排名中，美國名列前茅，中國的排名為第18位。三是中國仍不是製造業強國。美國在創新基礎上不斷提升製造業、發展新興產業，繼續以核心技術和專業服務牢牢掌控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的高端化不夠，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低端或中低端。四是中國在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方面遠落後於美國。美國經濟活動轉向無形、全球化服務，通過雲計算和電腦化金融交易掌控全球金融服務業，華爾街投資銀行占全球金融份額已升至50%，而中國金融服務業仍相當薄弱。五是中國全球競爭力與美國差距較大。近十多年來，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處於中上游，而美國則名列前茅。據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4～20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在144個國家和地區的綜合競爭力指數排名中被列為第28位，美國被列為第3位（前兩名為瑞士和新加坡兩個小國）。六是在軟實力及國際體系影響力等方面仍有較大差距。在文化、新媒體等方面，中國的影響雖然不斷提高，但與美國相比仍明顯處於下風。在國際體系方面，中國與美國主導國際體系和規則制定方面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例如，中國在IMF等國際機構的投票權提高到6%以上，但美國仍擁有對IMF重大決策“一票否定”特權16.47%（15%就可否定IMF的重大決策）的投票權。在貨幣影響方面，儘管近年來人民幣周邊化和國際化已取得較大進展，但目前人民幣在全球儲備、交易及結算等國際貨幣功能上的能力和影響依然極為有限。按照一般的衡量標準，一國貨幣能在世界儲備貨幣中占到4%左右，可被認為是一種國際化貨幣。但目前人民幣在世界儲備貨幣中僅占約1%，遠低於美國的60.9%和歐元的24.4%的水準。此外，在軍費開支及先進武器等軍事實力方面，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也頗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12年中國軍費開支為1646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2%，而美國軍費開支達6823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達4.2%。

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可能首先趕超美國的新興大國。中國只有在綜合實力的主要方面趕超美國後，才能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大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科技、文化及社會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因而中美實力的差距不斷縮小，中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正在趕超美國。中國正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倡議，這次改革被稱為中國的第三次改革開放，將對國內經濟社會各方面持續穩定發展和國際體系影響力的提升產生重大動力，助推中國全面趕超美國。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由於中美實力差距仍然很大，美國許多重要領先優勢不會迅速消失，中國全面趕超美國仍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有鑒於此，中國應採取如下戰略和政策思路。

首先，客觀看待中美兩國實力差距，借鑒美國維持超強地位的經驗教訓。即便未來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但從人均收入水準及綜合實力等方面看仍與美國有很大差距，從實際國情衡量仍屬於發展中國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可全面深入研究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以及維持其超強地位的戰略及政策，借鑒其國內外治理有益經驗，摒棄其對外擴張和稱霸的做法，有針對性地補足中國成為全球性大國的短板要素，提升國際體系的主導權，堅持和平崛起，永不稱霸，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定位，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苦練內功，提高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準及國際競爭力。

其次，以科技創新為抓手，帶動產業升級換代。著眼新一輪工業革命，加快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能力建設，重點扶持高端製造業，推進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著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運用大資料提高各行業經營效率和生產率，努力培育產業新增長點。從成本優勢向以人才、資本、技術、服務、品牌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轉變，依靠創新驅動，實施“中國製造2025”計畫，推進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加快國際產業分工從低端向高端邁進，實現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中國創造”的飛躍，引領和支撐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第三，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中國正處在由全球經濟大國向全球性大國邁進的過渡時期，對全球治理的責與權將不斷增大。但美歐不願意喪失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試圖加大對中國的責任壓力和規則約束。中國須以“權責相符”原則為主線，積極參與國際機制改革和規則制定，承擔與中國經濟實力相適應的責任，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向發展。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話語權，實現從國際規則的適應者和遵循者向制定者和引領者的角色轉換。

第四，善用經濟資源，補充並改革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用好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特別是在主要經濟體對中國倚重加大的新形勢下，發揮中國市場和資金優勢，加強國際經濟金融合作。立足當前，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下開放，經營好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及絲路基金等新的國際經濟金融合作機制。著眼長遠，以潛移默化和積水成淵的精神，扎實、逐步、穩妥地推進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塑。

第五，加強中美務實合作，共同引領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加強合作將產生1+1>2的效果，不僅造福中美兩國，也惠及世界各國。中美已經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G20全球治理平臺等雙多邊協調，為兩國經貿穩健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國宜審時度勢，順勢而上，官民並重，雙多邊配合，擴展合作，管控分歧，深化融合，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創新合作模式，深化合作領域，拓展合作管道，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商簽，促進美國公平對待我國企業赴美投資經營，放鬆對我國技術產品出口，加強兩國在新能源、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進一步做大中美經濟利益“蛋糕”。

第六，提高公共外交的效率，為中國和平崛起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增強公共外交的針對性，研究、梳理並回應對我國不利的輿論動向，針對美國等西方媒體散佈的消極言論，如指責人民幣貶值、散佈“中國不再為世界經濟遮風擋雨”、中美將陷入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歪曲中國建設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欲取代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等，進行研究梳理，並予以有理有據的駁斥和回應。今年9月下旬，習近平主席在對美國事訪問和出席聯合國70周年系列峰會期間，已回應了相關問題，收到了增信釋疑、增加戰略互信的良好效果，為公共外交樹立了標杆，成為我國繼續做好公共外交的典範。同時，針對美國大選中出現的對華不利的噪音，要政經結合，除了做好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的公關外，還要通過直接接觸溝通，或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手段，對民主、共和兩党的主要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施加影響，努力避免中國問題或中美經貿成為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此外，進一步推介我國重大經濟決策，就經營亞投行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加強與美國溝通，力促美國對這些重大項目的理解、支持、對接與合作。

【甄炳禧 / 國研院； 2015-12-21】

原標題：甄炳禧：21世紀：美國世紀還是中國世紀—全球視野下的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