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亮：台灣為何在四小龍敬陪末座？
台灣各界最近為經濟指標每下愈況，越來越感到焦慮，但意外的是，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閔和交通部長葉匡時
台灣各界最近為經濟指標每下愈況，越來越感到焦慮，但意外的是，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閔和交通部長葉匡時，卻和馬英九的評估完全相反。
2月20日，管中閔坦言：「我早就不認為還有亞洲四小龍」，並指出新加坡國民所得已經超過台灣一倍以上，韓國是G20高峰會成員之一，部分企業已經追上甚至超過日本，「眼中早就沒有台灣」。至於香港「掛在中國大陸這隻巨龍背上，飛起來時也看不見台灣」。他感慨說：「台灣要自己看見自己面臨的困境」。
管中閔對台灣經濟的憂心，也得到葉匡時共鳴。2月28日葉部長表示，桃園航空城是台灣未來50年最重要的開發計劃，因應未來串聯歐洲、中東、兩岸、亞太物流和客運，是台灣能否經濟升級的最大關鍵，總計要征收3200公頃土地，遷走4萬民眾，「如果沒做成，台灣就bye-bye了」，危機意識同樣溢於言表。
意外的是，馬英九並不以為然，仍對台灣經濟充滿信心。去年10月4日，馬在接見「國家品質獎」得獎企業時，表示「過去5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台灣經濟成長率近3%，位居亞洲四小龍第二，僅次於新加坡」。至於台灣未來經濟如何？馬樂觀表示：「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評比，台灣競爭力在亞洲只落後香港和新加坡」，幾乎看不到馬的危機感。
馬英九的片面理解，顯然不符合現實。即使如馬所言，台灣在《2013年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排名11名，優於主要貿易對手韓國22名、中國大陸21名，但投資環境評比與實際投資活動卻不成比例：2013年台灣民間投資占GDP比只有16%，不及韓國25%與中國48%。
台灣主計總處在2012年連續九度下修經濟成長率預測，早已被輿論戲稱為「九降風」，2013年又三度下調。台灣不但面臨經濟下修趨勢，GDP成長率更落後全球平均。2011年以前，台灣經濟成長率總能高於全球平均，如今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來到3.5%，台灣卻陷入保2或保3窘境，顯見台灣經濟已經陷入相對遲滯。
事實上，台灣經濟成長相對落後，早在進入21世紀就開始展現。根據2003年日本貿易振興會針對8個亞洲國家調查，台灣不但投資環境評比排名最後，企業經營情況也是敬陪末座。萬事達國際組織在同一時間，也針對跨國企業經理人進行調查，發現企業經理人在投資所在地的創業能力，台灣排名也是倒數第二。
2000年，台灣內部投資達到台幣1.55兆元高峰，隨後就急速下滑。2001-2003年，國內每年平均投資幾乎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固定資本形成嚴重落後韓港星，自然導致產業升級趨緩、企業創新降低、失業率開始攀升。
台灣經濟為何會在2000年之後，越來越落後韓國？最常聽到的解釋有二：一是台灣在中國大陸經濟迅猛崛起的2000-2010年黃金十年，剛好遭遇8年政權輪替（2000-2008），民進黨政府無能處理兩岸關係，導致台灣無法把握兩岸商機；二是韓國大力推動全球FTA佈局，爭取更多關稅減讓，消除更多貿易障礙，導致出口結構有七成與韓國高度重疊的台灣，遭到空前打擊。
2000-2002年，台灣不論是出口成長率、GNP成長率、人均GNP成長率，都落後其他亞洲三小龍。馬政府常指控民進黨政府處理兩岸關係失當，海基、海協兩會長期中斷聯繫，導致兩岸政策不確定性陡增；其次是不能及時推動兩岸三通，導致台灣難以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進而衍生出投資環境惡化，民間投資意願降低，企業選擇出走等現象。
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2月28日在北京演講時，也呼應上述說法。他指出台灣在1975-95年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維持8.3%，高居亞洲四小龍之首，1990年代初期，台灣經濟原本領先韓國，但進入21世紀之後已被超越，主因是政治干預經濟，導致台灣無法充分利用大陸龐大市場的機遇與動力。
不過，這種把台灣經濟遲滯歸咎到兩岸陷入僵局的解釋，恐怕大有問題。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一度導致兩會交流中斷，但兩岸經貿不但未曾受阻，反而更加蓬勃發展。例如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比例，就在2007年達到出口總額40%最高峰，甚至高過2008年之後的國民黨執政時期。即使比較韓國，韓國出口到中國比例，直到2013年也不過占出口總額24%，民進黨執政顯然並未導致林毅夫所說的「台灣無法充分利用大陸龐大市場的機遇與動力」。
更重要的是，韓國經濟追上並超過台灣，並非始於民進黨執政之後，而是早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就開始出現領先趨勢，甚至還早於韓國展開全球FTA佈局之前。1993年韓國出口只有台灣95.7%，但1994年就超過台灣，2007年已經高達台灣1.5倍，即使在國民黨2008年執政之後，不但兩會恢復協商，兩岸三通也已落實，台韓出口差距仍然繼續拉大，2012年韓國出口已是台灣1.8倍。
如果抽離兩岸因素和FTA因素，更能看出看韓國出口競爭力的明顯提升。以台韓均無FTA的日本為例，1993年韓國產品占日本進口比例是台灣1.21倍，2012年增加到1.79倍。另以台灣長期具有競爭優勢的美國為例，1993年韓國產品占美國進口比例，只有台灣68%，但早在韓美FTA生效之前的2010年，韓國就超過台灣成為1.36倍。
換句話說，台韓競爭優勢逆轉，主因是韓國產業升級贏過台灣，包括技術研發、產業多元化、經營品牌。1999年韓國研發投資已經高達GDP2.8%，不但遠超過台灣1.9%，甚至比美國2.7%還高。韓國出口競爭力領先台灣，近十年廣泛簽署FTA得到的關稅減讓，其實只是錦上添花，早在爭取到更佳貿易條件之前，韓國已先強化產業體質，準備好全球擴張的升級條件。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新加坡。新加坡除了早已確立國際自由港地位之外，政府也強力推動跨國公司投資設廠，使新加坡成為許多國際大廠（如蘋果、惠普、IBM、Seagate等）的亞太營運中心，藉由技術移轉提升產業競爭力。更重要的是，為了克服本身地小人稠限制，新加坡還推動「填海造陸」和「人口倍增」計劃，引進大批技術移民，同時為了擴大內需市場，決定開放設置觀光賭場，提升本身的國際旅遊條件。此外，還在美國打擊國際洗錢導致瑞士飽受壓力之際，遊說中東和東南亞大戶移轉到新加坡，使新加坡迅速躍居國際私人財富管理中心。
台灣科技實力不如韓國，國際化程度不如新加坡，作為中國門戶地位又不如香港，至今仍然沉迷於低附加價值的電子代工產業，不重研發和品牌經營，政府管制多如牛毛，推動FTA又瞻前顧後，如此缺乏產業轉型方向、缺乏全球自由化魄力，落到四小龍之末，豈有任何意外？
管中閔是古典自由派，主張台灣對內減少管制、對外自由開放，尤其是加快推動ECFA和FTA佈局，擴大自由經濟示範區。但這些自由化措施，恐怕並不足以挽回產業升級落後的真正劣勢。
【南華早報／郭正亮】(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曾任台灣《中國時報》評論主筆) 2014/03/04
http://www.nanzao.com/tc/opinion/22211/tai-wan-wei-he-zai-si-xiao-long-jing-pei-mo-z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