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信良總統初選(一)結論稿

2011-05-05 11:48:06   5208

我一生的政治主張,都曾經公開主張過,而且簡單易懂,不需要做太多闡述。大膽西進那麼難懂嗎?大膽

我一生的政治主張,都曾經公開主張過,而且簡單易懂,不需要做太多闡述。



大膽西進那麼難懂嗎?



大膽開放那麼難懂嗎?



確保現狀那麼難懂嗎?



扶弱濟貧、社福優先那麼難懂嗎?



失業津貼、養育津貼那麼難懂嗎?



大膽西進曾經引起很長很大的爭議。現在,大概已經不需要我做太多辯護。現在已經沒有人擔心-「錢進大陸債留台灣」,反而是擔心台商「錢回台灣擠爆台灣」。



旺旺、康師傅和統一的產品,都不是什麼高科技的產品,都是中國大陸本身也能生產的產品。只因為他們大膽西進,現在他們都成為海峽兩岸極具影響力的重大企業。



如果宏碁的施振榮先生,不那麼乖乖奉守「戒急用忍」的政策,宏碁可能早已是全球最大的電子企業。



如果現在大膽開放陸資自由進入台灣股市,台灣股市上萬點的榮景應該不是夢。



有必要擔心陸資在台灣股市興風作浪嗎?



台灣股市的資金百分之40是國際投資公司的資金,論炒作能力,陸資會是那些國際大炒家的對手嗎?台灣的股市任由國際投資公司予取予求,陸資進入台灣股市,只會穩定台灣股市,不會擾亂台灣股市。



何況,如果因為陸資的加入,讓台灣股市規模擴大一倍,對台灣的經濟,對台灣的稅收,都是莫大的助益。



去年一年到彈丸之地的香港旅行的中國大陸旅客接近2000萬人,超過台灣的10倍。國民黨政府最近也要開放陸客自由行,卻限制人數,每天不得超過500人,這不是很好笑嗎?



如果台灣的陸客像香港一樣多,台灣的內需經濟更為活絡。夜市、民宿、計程車、土特產品以及所有觀光事業生意興隆,應該可以預期。



台灣的大學一年招收10萬學生,所有想上大學的高中生,幾乎都有機會上大學;大陸一年的高中畢業生超過千萬,卻只有600萬人可以進大學。如果台灣的私立大學從大陸進不了大學的400萬高中生中招收10萬學生,應該不是難事。



如果台灣現有的大學規模因為招收10萬陸生而擴充一倍,台灣的博士和碩士大概可以不愁失業。



大學校區周邊的商圈經濟一定可以加倍繁榮。逢甲大學對台灣中部地區經濟繁榮的貢獻就是大學商圈對地區經濟貢獻的最好例子。



我一生為台灣民主運動所做的努力,為民進黨所做的奮鬥不是遙遠得早被遺忘的歷史。



在台灣民主運動的狂飆年代,我站在第一線,衝鋒陷陣。中壢事件、橋頭事件、機場事件、島內的美麗島運動、海外的返鄉運動:我沒有一次不是毫無保留的完全投入。



我擔任兩屆民進黨主席,讓民進黨贏得超過三分之ㄧ的國會席次,接近三分之二的縣市首長,讓民進黨成為有可能執政的反對黨。



如果我說,我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對民進黨的發展,有一份功勞,不只是一份苦勞,大概也不算過份。



我的一生也是認真嚴肅的政治工作者。從年輕到現在,從來不停思考台灣問題和台灣前途。



從年輕到現在,我寫過三本書,連同公開發表過的文章和談話,大概不少於五十萬文字。



我寫的三本書:台灣社會力分析、風雨之聲以及新興民族,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台灣十年內最具影響力的書。



可是,這樣的我一生卻受盡誤解,受盡侮辱。對於這些,我一向淡然處之,從不辯解。我用生命實踐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想用一生證明自己,並不在意一時的毀譽得失。



但是今天,我想對自己的一生說幾句話。不是因為我年已70,現在不說,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再說,而是因為我擔心大家由於不信任我這個人,因而不會認真看待我的主張,以及我一生的從政努力。



我是政治上的變色龍嗎?



邱吉爾一生,曾經六次進出不同的政黨。英國人把他當做國家的救星,民族的救星,沒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



我每次進出不同的政黨,都是人生痛苦的抉擇,都不是帶給我榮華富貴,而是帶給我坎坷寂寞的人生歷程。



我在國民黨威勢最盛的年代,選擇對抗國民黨。



我在民進黨即將執政的時候,選擇離開民進黨。



我在民進黨最困難的時候,選擇回到民進黨。



作為以政治為一生志業的政治工作者,我永遠不變地選擇對抗不義的權勢,永遠不變地選擇擁抱不幸的人民。



我拿連戰的錢嗎?我拿中國的錢嗎?



我在這裡做大膽的挑戰:只要有人能證明歷任民進黨主席之中,有人比我更窮,他就可以要求我退出這次民進黨總統初選。



我擔任過台灣省議員,擔任過桃園縣長,只要有人能證明:當過台灣省議員和縣市長的人中,有人比我更窮,他就可以要求我永遠退出政壇。



我今天也誠懇的邀請有興趣的媒體,在明天上午11點,到我在關渡的住處,了解我過去十年的生活背景。



有人說,如果我沒有拿連戰的錢,為什麼在2000年的時候,我不告林義雄先生。我不敢告林義雄,不就証明我默認他的指控嗎?



民進黨的同志和朋友,我熱愛的台灣同胞:我能告義雄兄嗎?



在台灣民主運動最光輝也最艱危的年代,義雄是我並肩作戰的同志和朋友。他的家庭為台灣民主運動所做的犧牲,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他對個人信念和理想的堅持,是政治人物的完美典範。



如果我告他,我會一生看不起自己,我會覺得我一生的奮鬥毫無意義。



如果我告他,一定會讓台灣民主運動的光榮歷史,蒙羞蒙塵,黯然失色。



現在和未來的人們一定會說:美麗島世代的民主鬥士,也和一般政客沒有兩樣,為了個人的權位可以互相傷害。



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呢?



我一生沒有告過任何人。我因為主張大膽西進,在1998年民進黨黨主席交接的當天,在中央黨部門口受到暴力攻擊,我後來還因此腦部開刀。這位先生被收押,我當天就請人轉告警察,我不會對這位先生提出告訴。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位先生是誰?長得什麼樣?



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多麼痛苦,但是,他向上帝祈禱乞求赦免加害他的人,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每想到歷史這一幕,我都會深深感動。



這種至高無上的大愛境界,我當然達不到,但是,我一生都嚮往。



不被暸解的人,未必都是壞人。



當首相之前的邱吉爾,是被很多人厭煩的狂妄自大的人。



法國第五共和的偉大創建者和護衛者戴高樂,在他瀟灑下台的前一天,幾乎所有歐洲人都相信他是不會下台的獨裁者。



改變十三億中國人命運的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認為是走資派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



民進黨的同志和朋友,我熱愛的台灣同胞:



你們可以選擇繼續不相信我這個人,但是,請大家相信:我一生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努力,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私人動機。



我由衷地希望:我在這次總統初選提出的具體主張,會成為2012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政見。我更希望我的主張會成為下一任台灣總統的施政主軸,不問這位總統是誰。



當然,如果這位總統是確知確信這些主張正確的我,不是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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