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若中日攜手可在亞洲所向披靡
一位久居北京的日本學者，回國後用時3個月寫就一本詳盡的中日國民性觀察書，名曰《中國缺什麼，日本缺什麼
一位久居北京的日本學者，回國後用時3個月寫就一本詳盡的中日國民性觀察書，名曰《中國缺什麼，日本缺什麼》。中國缺什麼？其實每一個中國人心裏都清楚，但從一個日本人口中說出來，總會覺得有些不自在。近藤大介先生來北京工作數年，但他從不紮堆在“日本老鄉”之中，而是願意天天乘地鐵、搭公交，與周邊的中國人搭訕、交往，時時刻刻感受“中國特色”，還娶了一位中國太太。作者在書中列出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種種“歷史劣根”與“現實劣根”，譬如，中國缺少優質服務，連微笑都要咬著筷子反復練習；中國人的技術不細膩，比起老祖宗差遠了，要是古代有諾貝爾獎，中國年年會得；中國人不團結看來是改不了，競爭也總多“惡性”。對於日本人，作者也沒留情面：視野狹窄、缺少責任心、日本後繼力量堪憂。
燕趙都市報報導，近藤大介以一個在中國工作生活多年，娶了中國妻子的日本人的身份，來提醒兩國民眾，社會和國民性存在的缺點，這不得不讓我們憂心，他的比較會受到來自雙方的攻訐和誤解。他無論讚美或者批評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會落得“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的窘境。近藤大介表示，他對此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他為何要來做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用他的話來說，歷史淵源這麼深的中日兩國國民，互相指責和謾駡對方是容易的，而要去深入瞭解對方並正確認識自我的缺陷，則需要勇氣和智慧。而他，想盡力去完成這樣的事，因為絕大多數的分歧和誤解，都源於無知。
“中國病”與“日本病”都同樣可怕
傳統中國人和日本人說起中日關係都認為，無論是從歷史、地理關係還是人種特性上來講，中國和日本都是以“一衣帶水”來形容兩國關係。而近藤大介認為，無論中日兩國地理位置上有多近，兩國文化的距離有“繞地球一周以後才能走到一起”那麼大。但無論是“中國式大陸文化”還是“日本式島國文化”都有其致命缺點，“中國病”與“日本病”都是同樣可怕的。
“日本病”的本質是“逃避責任”，這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弱點，日本人太在乎自己的發展前途而過於逃避責任了，並非是為公司謀利益，而是為自己謀利益。作為一個從2009年到2012年一直在中國北京從事與日中商務往來相關工作的日本人，近藤大介大膽斷言，如今大多數的日本企業都已身患嚴重的“日本病”，與日本打交道的中國老闆吃盡了苦頭，而由此發展而來的日本公司，由於組織結構僵硬、保守、內向，直接結果就是公司日趨衰弱，並最終倒閉。
相比中國，也存在著可怕的中國病，如員工的高辭職率，老闆決策的善變等。“在中國人的眼中，坐在自己周圍的‘同事’絕對不是和自己手挽手、肩並肩地提升公司營業額的‘戰友’，而是要在某一時刻將其排擠掉的‘勁敵’，或是與自己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所以，每天下午5點下班之後，中國員工也不會像日本員工那樣三五成群地去吃晚飯，而是自顧自地去做自己的事情。換句話說，中國員工之間的人際關係僅僅停留在非常淺薄的表面。”近藤大介認為，與日本公司相比，中國公司所欠缺的決定性要素，那就是“所有人團結一致提升營業額”的“一致性”和“團隊精神”。這種種非正常關係，導致了中國公司看似蓬勃發展，然而卻隱患重重。
談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近藤大介說道：“中國像個男人，日本像個女人”。日本的不足正是中國的長處，而中國的不足正是日本的長處，中日兩國正好形成一種互補的關係。近藤大介還表示：希望中日兩國能夠儘快步入“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的“合作共贏”時代。希望這是隔海相望的一次“國民談心”。
正如近藤大介在文中所感慨：“我在中國居住多年，如果說，日本是我心中‘最溫柔的部分’，中國也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有一個中國妻子，更多時候，我享受著她對我的‘中國式管理’，至今，我們仍然彼此愛慕如初戀，我們知道彼此擁有什麼；我們也時常如兩面鏡子，通過對方，照出自身所缺。”
或許，這面鏡子能照出的東西更多。
倘若中日攜手，在亞洲可謂所向披靡
記者：在書中你提到，最可怕的“日本病”是封閉性思維等，而最可怕的“中國病”又是什麼呢？你書中未寫到，能否詳細談談？
近藤大介：我認為中國人缺乏應有的自信，中國各行各業有許多傑出的人才，但他們本人和周圍的人都認識不到。比如浙江湖州有一個名叫新市的小鎮，那裏出產的“幹挑面”極為好吃，可在別處卻見不到；再比如那些地鐵或路邊的歌手和演奏者中有的人的水準也相當之高。中國人缺乏自信導致了對世界的誤判，這一點是當前最可怕的“中國病”。
記者：六年前，你曾在日本出版《日本，應與中國同盟》一書，目前看來，你的觀點有何變化？目前的形勢下，中日有可能同盟嗎？
近藤大介：首先要澄清，中國的強大絕對不會是威脅，當中國成為亞洲的中心，其他亞洲國家也會受益。從日中交往的經驗來看，中日之間關係不好，或是發生戰爭的時期其實極為短暫，更多的時候是中國強大、日本受益。所以今後也一樣，既然中國的強大不可改變，那麼我們就要很好地利用這個現實。我並不是一個盲目的日中友好宣導論者，我提出日中結成聯盟是站在日本立場，現實地考慮日本利益。而今，我的觀點沒有變化，因為無論經濟還是軍事，中國都是亞洲第一，日本排名第二，倘若中日攜手，在亞洲可謂所向披靡，儘管當下存在障礙。
記者：你認為中日同盟的最大障礙是什麼？你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案嗎？
近藤大介：我認為最大的障礙是美國的存在。鴉片戰爭以前，亞洲是以中國為核心的，但鴉片戰爭之後，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至今都無法小視。解決的方案之一是期盼日本儘快出現第二個“鳩山由紀夫”那樣的政治家，實行“遠美親中”的外交政策。
記者：有讀者認為，對戰爭懷有愧疚感的一代日本政治家已經離世，所以推動中日和解的政界力量日益變弱，你也這麼認為嗎？
近藤大介：我不這樣認為，因為中國的80後、90後和日本的80後、90後的價值體系極其相近，他們是看同樣的動漫和玩同樣的遊戲長大的，在他們許多人心中亞洲一同，是無國境的。
中國像男人，日本更像女人
記者：你在書中寫道：中國像男人，日本更像女人。為什麼這樣比喻？
近藤大介：中國是大陸國家，自然環境嚴峻，常有外敵來襲，所以需要男人一樣堅強勇敢的性格；日本是海洋國家，四面環海，外敵難以入侵，常年處於和平環境當中，所以文化特點是如女人般陰柔細膩。所以，在日本，男性更偏愛中國，而女性更偏愛日本。
當然，日本女孩子擇偶，也都會選擇韓國帥哥，這真是難以想像。日本這個國家，是在1192年鐮倉幕府成立以後，以傳統“武士”為主導的軍事國家。明治維新之後，“武士”被“兵士”所取代，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兵士”又被“企業戰士”所取代。再加上泡沫經濟破裂後的“失去的20年”，以及日本大地震的又一次重創，“企業戰士”變異為了“草食動物”。所以，不滿於“養寵物”的女孩子們才把目光轉向了鄰國健壯的“肌肉男”。
記者：你的觀點頗有新意，讀罷有種意猶未盡、話未說透的感覺，你還有哪些更真實的想法在書中沒有寫出？
近藤大介：其實，有一些抱怨我還是有所保留，因為後來的觀察使我更平和地看待這個問題。還記得第一次來中國，雖然剛到北京不到一個小時，可是我已經快氣瘋了。後來我才知道，在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服務”這個概念。那一次，完全不會中文的我在北京停留了一周。回日本的時候，我僅僅記住了兩個中文單詞—“沒有”和“不知道”。在北京的餐館裏，點功能表上寫著的菜，服務員回答：“沒有”；在長安街上，向十字路口附近的店老闆問路，對方回答：“不知道。”無論去哪里，無論問什麼，身邊的中國人都會回答我說“沒有”，“不知道”，所以即使不用表兄翻譯，我也理解這兩個詞的含義。
作家簡介
近藤大介，日本學者，明治大學講師，日本《現代週刊》前副主編，原講談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看天下》和《經濟觀察版》的專欄作家，曾居北京，現于東京。
《中國缺什麼，日本缺什麼》
中國缺少優質的服務、缺少細膩的技術，中國人仍然很不團結；日本缺少責任心、缺少廣闊的視野，日本的後繼力量堪憂……
近藤大介在中國居住多年，他將我們司空見慣的現象娓娓道來，既非尖銳批評，又非一味吹捧，幽默與自嘲中多帶誠懇，此種“誠實的尷尬”難能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