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析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局限性
提要2008年馬英九在大選中之所以能高票勝出，主要靠為政'清廉'和務實的'大陸政策'與陳水扁的八年執
提要
2008年馬英九在大選中之所以能高票勝出，主要靠為政“清廉”和務實的“大陸政策”與陳水扁的八年執政形成鮮明對照，獲得了台灣民眾的青睞。
2012年馬英九之所以能險勝連任，關鍵在於他推行的兩岸開放政策對緩和、改善兩岸關係、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獲得了多數台灣民眾的認同，與大陸和美國的肯定。
然而，五年來的實踐證明，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具有典型的兩面性。即“積極性”和“消極性”。而“消極性”的一面，則決定了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局限性”。
隨著島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在進入第二任期後，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局限性”日益突顯，目前業已成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障礙。如果拒絕調整，不僅難以涉過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深水區”，已經取得的成果都有可能得而復失。
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局限性”根源於其內心深處的“四大情結”：其一是強烈的“中華民國情結”；其二是強烈的“反共情結”；其三是強烈的“親美情結”；其四是強烈的“外省人原罪情結”。
對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不宜評價過高。在肯定其積極意義的同時，要看清其兩岸政策“局限性”並未改變。就台灣方面而言，繼續與大陸合作，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迫切需要注入新的動力。
圍繞著因應菲律賓射殺台灣漁民的野蠻暴力事件，馬英九當局面對台灣民眾的強大壓力所表現出來的“前軟後硬”的態度變化，給人予某種啟示：只要壓力到位，當事態發展到足以危及其執政地位時，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的政策措施有可能調整。
為今之計，主導兩岸關係發展的大陸一方，有必要適度調整對台政策與策略，對馬英九執政團隊綜合施壓，使其產生丟失政權的強烈“危機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產生新的動力，促使其採取較為積極的兩岸政策，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順利涉過政治“深水區”繼續做出貢獻。
前言
沒有人可以否認，2008年馬英九在大選中之所以能夠高票勝出，主要是靠他一向為政“清廉”以及他提出務實開放的“兩岸政策”與陳水扁民進黨的八年執政形成鮮明對照，獲得了台灣民眾的青睞。
而2012年馬英九在第一任期政績不佳、執政能力頗受爭議的不利情況下，仍能險勝連任，戰敗強有力的挑戰者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關鍵就在於他推行的兩岸開放政策對緩和、改善兩岸關係、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獲得多數台灣民眾的認同，與大陸和美國的肯定。
毋庸置疑，兩岸政策乃是國民黨馬英九的致勝“法寶”、戰勝民進黨的“殺手鐧”！蔡英文在敗選感言中哀歎：“民進黨距離執政只差最後一里路”，就連綠營人士也不否認，這“一里路”正是兩岸政策。
馬英九勝選連任後，宣稱已沒有選舉壓力，要追求“歷史定位”。當時，輿論普遍認為，馬英九為追求“歷史定位”，很可能在兩岸關係方面會有大的動作，謀求新的重大突破。然而一年多過去了，人們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馬英九進入其第二任期後，兩岸政策反而趨向保守，一味消極維持現狀，似乎失去了前進動力。箇中原因何在？在未來剩下的三年任期內，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還有可能改觀嗎？本文試圖探討上述問題。
一、對馬英九兩岸政策的總體評估
2008年馬英九上任伊始，即宣示承認“九二共識”，其兩岸政策是“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這一政策基調延續至今，但其具體政策措施卻隨著島內外客觀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五年來的實踐證明，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具有典型的兩面性。即“積極性”和“消極性”。
從“積極性”一面來說，相對於冷戰時期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以及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挑戰大陸“一中”底線，製造台海緊張局勢，馬英九“三不”兩岸政策的“積極性”是顯而易見的。正因為如此，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五年來兩岸關係才得以大幅改善與突破，實現了歷史性的重大轉折，發生了60多年來從末有過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海協、海基兩會重啟協商談判，雙方簽訂了包括開放兩岸直接“三通”和“經貿交流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內的十八項協議並達成兩項共識，在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嶄新局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步入了正確軌道，深入民心，不可逆轉！應該說馬英九為此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然而，馬英九兩岸政策的“消極性”同樣也是顯而易見，與其“積極性”同時並存。馬英九不惜違背他的競選綱領和上台之初提出的要推動兩岸政治對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和簽訂和平協議的承諾，藉口“先經後政”，實則堅持“只經不政”、拒絕兩岸政治性議題的對話與協商談判，消極“維持現狀”，致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至今仍處於低級的、脆弱的階段。
“消極性”的一面，決定了馬英九兩岸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隨著島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在進入馬英九的第二任期後，這種“局限性”日益突顯。其主要表現在：當兩岸關係發展邁入“深水區”，兩岸互動客觀上迫切需要由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轉換的關鍵時刻，馬英九執政團隊卻消極抵制，不僅對大陸一再提出的就破解敏感政治難題進行政治對話的呼籲置若罔聞，去年6月，甚至連兩岸民間學術界探討兩岸認同互信問題，“陸委會”都加以阻撓。
及至去年11月，馬英九在國民黨十八屆四次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上明確提出，他未來任期內兩岸政策的重點有三：一是擴大和深化兩岸交流；二是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三是通盤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在“擴大和深化兩岸交流”方面，主要是加速ECFA的後續談判。另外就是加強“照顧大陸同胞”，將從陸生著手，逐漸擴及陸客及陸資，使大陸同胞願意赴台就學、觀光和投資。
在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方面。將修改針對大陸同胞的不合時宜的規範。例如簡化商務人士和專業人士申請赴台的手續、鬆綁對陸生和陸配不合理的限制等。
在“兩岸互設辦事機構”方面，馬英九要求儘快立法，讓大陸的主要城市都有海基會的辦事處，幫助台商、台生與觀光客解決問題。
由此可知，馬英九對兩岸政治議題的對話與協商談判毫無興趣，並不在他未來三年任期的施政日程表上。面對媒體的質疑，馬英九辯稱，兩會已經達成的十八項協議，從“廣義上來說”都是“和平協議”；不久前，他甚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明知故問：“若特別要進行政治對話，那要談什麼？”馬英九還提出商簽兩岸和平協定“三前提、十保證、一公投”的政策宣示；其主管“國防”的部門更公開宣稱，目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時機並不成熟。
最明顯的標誌，是今年2月下旬連戰訪問大陸，在與習近平、胡錦濤會面時提出“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十六字主張。這一主張原本在2005年4月首次“胡連會”後國共兩黨簽署的《和平發展願景》中即已體現，並納入了修改後的國民黨黨章。而且可以毫不誇張的說，2008年馬英九能夠勝選，2012年能夠成功連任，均得益於這一主張及其實踐，推動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贏得了台灣多數選民的信任和肯定。然而，連戰的十六字主張見報後，“總統府”發言人竟然公開出面“澄清”，與連戰劃清界線，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暴露出國民黨內部在發展兩岸關係上存在嚴重分歧。
以上情況，不禁讓人回想起早在5年前馬英九的第一任期內，某位主管大陸事務的官員，即曾以《當前政府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為題公開發表演講，宣稱“台灣與美國關係要優於兩岸關係”、“大陸對台灣永遠是威脅”、“要讓大陸永遠想著經濟”。現在看來，“親美防陸”、“只經不政”，乃是馬英九執政團隊早就規劃好了的既定政策，進入第二任期之後，馬英九並不打算做任何的改變與鬆動。
二、“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目前兩岸關係發展已涉入“深水區”，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局限性”業已成為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障礙，如果不能與時俱進，拒絕調整，不僅難以涉過兩岸關係發展的“深水區”，已經取得的成果都有可能得而復失。
這絕非危言聳聽！“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眾所周知，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汪辜會談”後，兩岸兩會成功地舉行了一系列的事務性協商談判，簽署了多項協議，兩岸關係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隨著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雙方的政治分歧也日益突顯出來，台灣當局試圖利用兩會的事務性協商談判，達到體現李登輝所主張的“特殊兩國論”的兩岸關係定位，從而導致兩會談判往往徒勞無功。事務性談判中一遇到政治性問題便無法進行下去，即使已經形成的共識，也無法簽署正式的協議。這說明兩會乃至兩岸面對的問題，其主要癥結是政治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早日舉行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政治談判，這已經成為全面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當時，大陸方面主張在政治談判之前，首先就“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協商做出安排，通過程序性商談，就政治談判的議題、代表名義、方式等問題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訂。”
在大陸的一再呼籲下，經過一番你來我往的頻繁過招之後，兩岸兩會終於達成共識，順利促成了辜振甫於1998年10月間率團到大陸參訪，與汪道涵在上海進行首場政治對話，並達成“四項共識”(注1)。只可惜的是，一心推動“台獨”的李登輝當年之所以同意辜振甫參訪大陸，進行兩會“政治對話”，乃是為應付來自各方的壓力，並非出於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關切。所以，正當兩會為落實“汪辜會晤”的共識加緊工作、汪道涵即將回訪台灣之際，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公然拋出“兩國論”，致使兩岸兩會的政治對話被迫中斷，兩岸關係從此急轉直下，加之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執政，陳水扁推行“一邊一國論”，台海局勢因之“豬羊變色”，進入了長達十年之久的瀕臨戰爭邊緣的“高危期”，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為此而蒙受了重大損失。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今，兩岸關係發展再次面臨著如果不妥善處理雙方的政治分歧將難以進一步鞏固深化、順利涉過“深水區”的局面。值此關鍵時刻，難道我們不應該深刻反省、吸取教訓，還要重蹈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李登輝主政時期的覆轍嗎？
三、馬英九兩岸政策“局限性”的根源
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局限性”，源自於他內心深處的“四大情結”(或曰“包袱”)難以跨越：
其一是強烈的“中華民國情結”。
在馬英九的心目中，中國大陸的崛起，實力的壯大，使中國統一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下已經成為不可能；中國的最終“統一”，就像東德被西德“吞併”
一樣，意味著台灣被大陸“吞併”。這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結果。也就是說，馬英九及其主導下的國民黨，早已喪失了“逐鹿中原”、謀求國家統一的自信與願景。因此，如何維持兩岸“不統”現狀、維護“中華民國”的小朝廷不被大陸“吞併”，遂成為其制定和推動兩岸政策的最高準則和出發點。至於這些政策是否符合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並不在馬英九的考慮範圍之內。島內外輿論不斷有質疑馬英九“獨台”的聲音，並非毫無根據。
其二是強烈的“反共情結”。
馬英九的“反共情結”不僅源自於“亡國之恨”，更源自於他從小所接受的西方意識形態教育與薰陶。作為在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國民黨遷台第二代，馬英九的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決定了他的思想深處不可避免的浸透了強烈的“仇共”、“恐共”和“反共”意識，以及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嚮往與崇拜。他支持大陸的“民主人士”，支持“法輪功”，允許達賴訪台，強調兩岸是“制度之爭”，以西方的口吻不斷向大陸推銷“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正是這種“反共情結”的具體表現。從這種“反共情結”出發，馬英九可以接受兩岸和平發展，對大陸採取適度的務實開放政策，推動兩岸的經濟、文化和社會交流，其目的一是從大陸的經濟發展中撈取經濟利益，以壯大台灣的“拒統”實力，維護“中華民國”不被大陸“吞併”；二是配合美國“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政策，企圖通過這種交流，影響大陸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向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轉變，並非真心要推動兩岸統一也。他不相信、也不願意兩岸採取“一國兩制”的模式實現和平統一。因此，一旦兩岸關係發展超出了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擴展到政治性議題，他就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三是強烈的“親美情結”。
作為與“三不”兩岸政策相配套的馬英九的對外政策主軸，是所謂“親美、友日、和中（陸）”。一方面，馬英九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必然“親美”；另一方面，既要“拒統”，維護“中華民國”小朝廷，就更得“親美”，抱緊美國的大腿，在台灣，藍、綠都一樣。於是，馬英九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讓幹的事他絕對不敢幹，以當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的“模範生”為榮。
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必須聽命於美國，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而“不統、不獨、不武”，最符合美國重返亞洲對台戰略地位的需求。因為兩岸“不統”，持續對立，美國才能向大陸打“台灣牌”，並向台灣高價兜售武器裝備，既可從中漁利，又可牽制中國；而“不獨”、不衝撞大陸的紅線，才能實現“不武”，才不會把美國拉下水，給美國添麻煩。因此，兩岸事務性、經濟性的協商談判可以、簽訂ECFA可以，而政治對話與協商談判、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訂和平協議，作為競選政見騙騙選民、糊弄糊弄大陸可以，但玩真的則萬萬不可以！同樣，美國樂見馬政府與日本商簽漁業協定，以密切台、日關係，充當美國戰略棋盤上的棋子，而絕對不允許台灣與大陸聯手保釣，干擾其重返亞洲的戰略佈局。
人們看到，所有這些馬英九皆惟命是從，不敢稍有逾越。“不統、不獨、不武”、“親美、友日、和中(陸)”，馬英九幹得都不錯，美國人當然很滿意，所以2012年大選，美國異乎尋常的公開力挺馬英九。而勝選連任後的馬英九則投桃報李，格外小心謹慎地與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相配合。
其四是強烈的“外省人原罪情結”。
以馬英九為代表的某些“外省人”，不知何故，內心深處的“原罪感”總也揮之不去，碰到綠營“本省人”就莫名其妙地像矮了半截，對民進黨“台獨”人士的非理性杯葛與反對往往一味妥協退讓，該堅持的不敢堅持，該做的也不敢做，不懂得“政黨政治”就是“責任政治”，其結果是畏首畏尾，朝令夕改、顧此失彼，左支右絀，政令不出總統府，搞得不論藍綠對他都不諒解，整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卻落得個“執政無能”的駡名，民調滿意度始終低迷不振。五年來，這方面的事例可謂不勝枚舉：處理莊國榮和郭冠英事件的態度和標準不一，是一例；對陸生的“三限六不”，是一例；“證交稅”紛爭，又是一例；商簽兩岸和平協定、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競選承諾一再跳票，更是典型的一例……
總之，馬英九的“四大情結”，決定了他的施政風格、施政方向和施政作為，是其兩岸政策“局限性”的總根源和癥結所在。
歷史給了馬英九千載難逢的為中華民族建功立業的大好機遇，然而，只可惜馬英九囿於其自身的局限性，將決定其所追求的所謂“歷史定位”，也不過爾爾！
四、評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
近年來，馬英九在兩岸政策上的消極作為，嚴重制約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一步鞏固與深化，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海內外進步輿論特別是島內“統派”的強烈不滿，以及大陸方面的深切疑慮。在此背景下，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於焉出爐。
4月29日，馬英九在台灣海基會舉辦的“辜汪會談”20周年紀念茶話會上致辭時異乎尋常地強調指出，“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並且表示，“我們兩岸人民都屬於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們共享共同血緣、歷史和文化。”
對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是否意味著對其“舊三不政策”的重大調整？
如上所述，馬英九“新三不政策”，是在海內外進步輿論特別是島內“統派”對其近年來在兩岸政策上的消極作為強烈不滿，而大陸方面也表示深切疑慮這一背景下出爐的。再進一步而言，與近期以來民進黨內“務實交流派”和大陸加強接觸交流、主張民進黨調整兩岸政策的剌激，恐怕也不無關聯。顯然，此時此刻馬英九拋出“新三不政策”，其目的有三：
一是為化解大陸疑慮，修補業已受損的兩岸政治互信，為下一步加強兩岸交流合作(主要是加快ECFA的後續商談)、爭取大陸支持台灣參與國際區域經濟組織，並對台灣拓展所謂“國際生存空間”(如“國際航空組織”和“國際氣象組織”)開放綠燈。
二是平息輿論質疑，安撫島內“統派”，凝聚泛藍勢力。
三是防堵民進黨爭奪兩岸政策主導權。
總的目標，則是為未來幾年在島內的重大選舉製造利多，維護國民黨在台灣的執政地位。
“新三不政策”出台後，輿論普遍給予肯定，認為與蘇貞昌主導下的民進黨至今仍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立場形成了鮮明對照，具“釋疑解惑”的積極意義，有助於緩解泛藍內部的不滿，增進大陸對國民黨馬英九的信任。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馬英九達到了他的預期目的。
不過，徐博東認為，對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不宜評價過高，更不可盲目樂觀。稍作分析便不難發現，馬英九的“新三不政策”，其實只是對“舊三不政策”中“不獨”政策的強調與重申，重點在於回應外界對其“獨台”的質疑，並與民進黨的“台獨”立場相區隔；而對“不統”、“不武”則刻意加以回避。因此馬英九提出“新三不”並非要取代“舊三不”，更談不上是對“舊三不”的重大調整，充其量只是對“舊三不”中“不獨”政策的進一步強化而已。
再進一步觀察，在同一篇講話中，馬英九重申：“政府推動大陸政策，一定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下，並且遵循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優先順序來推動”。這與他主政以來發表的歷次兩岸政策論述沒有任何變化。至於具體的政策措施與目標，馬英九則強調：“我們希望未來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和平與繁榮，雙方應該在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認知下，擴大兩岸深化在經貿、文化、科技、環境、社會、法制與人權各方面領域交流與互動，以促進兩岸人民更深入的瞭解與更廣泛的合作。”也就是說，馬英九在未來三年任期內打算與大陸進行的“交流與互動”，能夠算得上政治議題的，也只是在“法制與人權”領域，至於在事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關鍵問題上的政治對話與協商談判(例如兩岸關係定位問題、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和簽訂和平協議等)，不僅隻字未提，那怕是兩岸民間性質的政治對話，都不在他的鼓勵與推動之列。
總之，在肯定馬英九“新三不政策”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仍要看清其兩岸政策“局限性”並未改變，未來三年內兩岸關係欲涉過政治“深水區”，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恐怕令人難以樂觀。
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知，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有所變也有所不變：“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兩岸政策基調未變；與“三不”兩岸政策相配套的“親美、友日、和中(陸)”對外政策主軸未變；“只經不政”的既定政策也同樣未變。但是，與大陸相向而行、共同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熱情卻已大幅減退，消極維持兩岸關係現狀的言論與行動也明顯增多。就台灣方面而言，與大陸合作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迫切需要注入新的動力。
近些天來，圍繞著因應菲律賓射殺台灣漁民的野蠻暴力事件，馬英九當局面對台灣民眾的強大壓力所表現出來的“前軟後硬”的態度變化，可以給予人某種啟示：只要壓力到位，當事態發展到足以危及其執政地位之時，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的政策措施並非是一成不變而是有可能調整的。
因此，徐博東主張：為今之計，主導兩岸關係發展的大陸一方，有必要適度調整對台政策與策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讓馬英九繼續吃定大陸、吃定島內“統派”甚至吃定主要在野黨民進黨，對馬英九執政團隊綜合施壓，使其產生有可能在其手上丟失國民黨執政權的強烈“危機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產生新的動力，促使國民黨馬英九改弦更張，採取較為積極的兩岸政策，為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順利涉過政治“深水區”繼續做出貢獻。
(注1)“四項共識”又稱“四點共識”，內容是：1、兩會決定進行包括政治、經濟等方面內容的對話，由兩會負責人具體協商做出安排；2、進一步加強兩會多 層次的交流與互訪；3、對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兩會加強個案協助；4、汪道涵會長對辜振甫先生邀請他訪問台灣表示感謝，並表示願意在適當的時 候訪問台灣，加深瞭解。
【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