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檢署偵辦永豐金控超貸案，董事邱正雄接下代理董事長一職，總統蔡英文認為金管會身為主管機關，發出新聞稿肯定邱正雄，是角色自我認知混淆。 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指出，銀行局處理不善，讓金管會承受壓力，要迅速止謗，就得對症下藥。

自由時報報導，蔡總統在民進黨中常會指教金管會，嚴格而言，從兆豐案、樂陞案、到永豐案，這一路以來，銀行局的處置非常關鍵。文官系統是否積極任事，是影響政務官判斷、甚至機關形象的核心所在，真是重中之重。

了解金管會文化的官員就檢討，為了培養高級事務官擁有較多元的歷練，馬政府時代因此提出了人事輪調的策略，這個構想原本並沒有錯，但是後來因為各種因素使然，造成人事更迭太快，所謂不同的歷練，似乎演變成在不同位置上「蘸醬油」，而有無法培養核心職能的缺憾。例如，銀行局長在二○一六年九月接任現職前，從未接觸過銀行相關業務，難免令人不太踏實。

其次是公務員習慣「負面表列」所產生的系統型風險。只要稍加回顧即知，永豐金早在鼎興牙材案後，其內部的專業經理人與經營高層對立就已相當明顯，各種負面資料，如三寶案陸續傳出。甚至在輝山案後，也有人提醒銀行局等單位，永豐金遲早會爆發重大弊案，但銀行局大多「先請永豐陳述意見」消極面對；遭永豐金解職的前財務長等人出面公開指控，銀行局也以「勞資糾紛」因應。這種鴕鳥心態，並不能化解危機，凡事拖延，只會徒增外界疑慮，以及未來處理的難度。外界不希望這已成為金管會面對金融弊案的普遍慣性。

其三，金管會公務人員的聘用條件，也使金管會人員對法律理解的程度有不足的現象。這次永豐案，對於「產金分離」的認知，銀行局死守「只有」董事長或總經理這個職稱不得兼任非金融事業負責人，而不知道公司法第二○八條的真義是「代表公司與負責董事會決策之人」，以至於放任何壽川同時兼任數家公司實質董事長，使其有掏空金控之便。當媒體提出追究獨董或其他董事責任時，銀行局內部竟有「永豐又不是公股行庫，董事或獨董哪有什麼法律責任」此等荒謬的見解。

銀行局遭指責的新聞稿，通篇強調永豐金控財務與營運正常，並對新任董事長表示肯定，出發點或在穩定民心，這是從戒嚴時期延續而來的「維穩」監理思維，但因未警覺鮮明的官商關係，也未兼顧大眾追求公平正義的期待，終致激起民怨。

銀行局處理不善，讓金管會承受壓力，要迅速止謗，就得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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